李英

　　我原籍是川东巴中人，在成都生活了80多年，见证了许多事情。岁月沧桑，斗转星移，成都这座西南大都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觉得追述一下清末民初成都的市井风情，是很有意思的。

　　官轿和民轿

　　20世纪初年，成都还没有一条马路，全城都是石板路。大街宽的不过十来米，小巷窄的只有二三米，外出代步，最风行的就是轿子。当时乘官轿是有一些名堂的。五品以上的府道在成都不算大官，二品以上的总督、三司才威风八面，他们坐的是8人抬的彩呢大轿。一上街就有一班士兵当吼班，有的打响片清道，有的大喊大叫：“行人止步，言者住声；脑壳上包白帕子的取下来，违者四十大板，决不姑宽。”吼班之后是肩扛“回避”、“二品正堂”、“钦赐花翎”牌匾者，最后才是8人抬的彩呢大轿。

　　在成都坐官轿还有个风气，官越大，坐的轿子越矮，好像陆地行舟。官越小，坐的轿子越高，叫“拱竿竿”。

　　我读私塾时，老师叫陈焕然，在清末是个小官。他告诉我，有一次他没有坐“拱竿竿”，在路上与总督大人的绿呢大轿狭路相逢，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只听得一声“拿下”， 他就被侍卫打了40马棒，罪名是“不守官箴，蓄意闯驾”。如果他坐的是“拱竿竿”，坐轿的人老远就会看见那顶绿呢大轿，便会立即溜之大吉，也不会吃这40马棒了。

　　“辛亥革命”，成都人当时称之为“反正”。“反正”以后，换汤不换药，此风犹存一时。

　　民间乘轿，社会层次不同，也有一些差别。富豪之家坐的是凉轿，4个人抬，奴仆家丁前呼后拥，“让路让路”之声不绝于道；太太小姐坐的是“丁子拐”。所谓“丁子拐”，就是3个人抬；平民百姓坐的是两人抬的“鸡蛋壳”。

　　最有情趣的是抬“鸡蛋壳”的轿夫唱的对口调。前面的轿夫唱一句“天上明晃晃”，后面的轿夫应一句“地下水凼凼”，前面的唱“天上一把刀”，后面的应“地上有槽槽”，前面的唱“左边一朵花”，后面的应“她就是你妈。”这些对口调诙谐打趣，让人忍俊不禁。

　　1925年后，成都修了马路，黄包车出现，还出现了少数自行车，一段时期后，轿子就逐步淡出了成都。

　　坐鸡公车叫“吆凤凰”

　　凤凰是啥样，谁也没有见过。成都人的方言俚语既风趣又幽默，把坐鸡公车叫做吆凤凰。

　　鸡公车在北方叫独轮车。车轮在前，座位在后，双把像八字排开，推车人两手相握，似大鹏展翅，车走起来叽叽呀呀，如泣如诉。

　　成都市区的石板路，年久失修，稀牙裂缝，如遇大雨之后，行人走在上面，一脚踏上，石板一翘，泥水四溅，立即就变成了“泥菩萨”，他人大笑，自己尴尬。

　　那时东南西北四道城门外都设有税卡，征收过境税。推鸡公车的都是农民，税卡也要叫他们纳税：或是一个南瓜，或是一把葱葱蒜苗什么的。

　　鸡公车推在光滑的石板上，一不小心，两手失去平衡，“啊哟”一声，坐车人跌个四脚朝天也是常有的事；此后在路中凿了石槽，推鸡公车跌倒的清况才有所减少。

　　鸡公车深得成都人欢迎，主要是因为在密如蛛网、纵横阡陌的乡间小路上推行很方便。这种小路宽不过一二尺，轿子黄包车都无用武之地。城里人每年清明踏青扫墓都离不开鸡公车。那前后，鸡公车最走俏，供不应求，甚至还人猪同坐，我就留存了一张人猪同坐鸡公车的老照片。

　　咔嚓一声，“猪尾巴”没了

　　清朝末年，成都的男人背上仍留有一条长辫子，甩来甩去的，像条猪尾巴。女人都是一双小脚，即所谓的“三寸金莲”。

　　辛亥革命后，有两件事闹得得很厉害，一件是剪男人头上的辫子，另一件是放女人的脚。

　　人们议论说：女人包脚，已有很长历史，这女人的脚又不是反革命，放不放，关当官的屁事。我有个堂兄，从学堂放学回来，唱了几句儿歌：“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姑娘脚小，像个跳蚤；姑娘脚大，好下田坝。”还挨了他妈一顿饱打。

　　老人们嘀咕起来：从前，摄政王多尔衮打进北京城，下了个诏书，汉人都必须剪掉头顶上的缕缕青丝。古人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但诏书上写得明明白白，“留发不留头”。头脚没有了，人还能活下去?于是便留下了这条“猪尾巴”，留了那么多年，现在咔嚓咔嚓把这条猪尾巴剪了，岂不是成了妖怪?

　　我的启蒙老师上街，不小心遇到警察，“咔嚓”一声，头上的“猪尾巴”没了，他抱着脑壳一趟跑回家里，有十几天不敢出门。我有个邻居，是饭馆里的炊哥，他背上的“猪尾巴”也被警察剪了，他不像我的老师，还说剪了安逸。

　　拔汗毛与挑牙虫

　　民国初期，成都的街上，经常能见到一些满族妇女，提着一个小竹筐，沿街叫卖：“买花花洋碱、退油洋碱，扯孔毛子”，“买油刨花、梳美人头、挑牙虫。”

　　所谓花花洋碱、退油洋碱，就是现代人所说的香皂、肥皂。所谓“扯孔毛子”，其实就是拔掉妇女脸上的汗毛。当时“扯孔毛子”真可以说是活受罪，就是用两根白棉线绞住汗毛硬拔，拔得“啊哟”连天。

　　这孔毛子还不是任何女人都允许扯的。首先，待字闺中、尚未出嫁的黄花闺女就绝不允许。“姑娘家家，让别人在自己脸上揉揉摸摸，成何体统，又不是野巴骡子。”其次，婆婆奶奶们也拒绝扯。“脸上起皱皱，走路打偏偏，又不是老妖婆，还扯啥子孔毛子哟!”因此，扯孔毛子的对象就只有一种人：大嫂阿姨。

　　那阵，成都还没有新式医院，更没有专业的牙科、口腔科，牙有病就认为是牙虫在作怪，挑牙虫这一行就应运而生。

　　这一行中的女人，在发髻上都插了两根一头黑一头白的“刺猬针”。这刺猬针也是她们这一行的标志。给人挑牙虫时，先在患者面前摆上一碗清水，取下头上的刺猬针，向病牙上一插，转动几下，取出来在清水碗里搅动几下，只见几个白色的“小蛆”还真的摆来摆去，病者便信以为真，不住地千恩万谢。这当然是一种骗局，多搞几回也就露了马脚。

　　女人挑牙虫销声匿迹，男人的牙医摊摊却生意兴隆。这类牙医摊子还很流行了几年，直到今天，在一些偏僻的乡镇里还能看到。

　　火巷子里吃“挨刀饭”

　　20世纪20年代，杨森在成都市区修马路，为了方便交通，开了一些火巷子。火巷子两边有摆饮食摊的，有治牙病的，有摆拆字摊的，还有汤圆担子、剃头担子等。其中以卖“挨刀饭”的生意最红火。

　　修马路征调了好几千民工，民工都是从各县农村里调来的农民。这个乡调来修马路的农民干了十天半月又换另一个乡的，轮番替换，像走马灯似的。因为流动很大，又没有什么伙食团或食堂，他们就领饭钱到火巷子吃“挨刀饭”。

　　“挨刀饭”又叫“牙牙饭”。因为那饭煮的是“焖锅饭”，煮得特别硬。有人夸张地说，那饭像石头子，在河这边都可以甩到河那边。因为煮得太硬，一般锅铲木瓢使不上，必须用刀把它切成一牙一牙的条状，所以称之为挨刀饭或叫牙牙饭。

　　由于挨刀饭吃了经饱耐饿，所以大受民工欢迎。不仅民工光顾，就是推车抬轿的人，都喜欢去吃个“帽儿头”。

　　现在的成都人恐怕都不知道啥叫“帽儿头”了，可是在80年前这话却很时尚。卖挨刀饭的人偶尔也来点弄虚作假，一铲子把切成牙牙的挨刀饭铲进碗内，看起来满得来冒尖尖，其实下面却是空空如也。民工发现了就来个打假，要求把下面夯实，盛饭高出碗口。其状像戴了顶帽子，因而叫“帽儿头”。

　　卖帽儿头的普遍都是一张条桌三根板凳的小饭摊，饭要钱菜不要钱。不过那些菜都是从菜市场捡来的，切烂煮放点盐巴。

　　吃饭的人大小总算个买主，当然其中也有吃饱喝足，却腰无半文的“白食”者，摊主按老规矩惩罚，让其跪在地上顶板凳。

　　卖挨刀饭摊摊，到了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就开始卖“涮棒汤”。届时，拿碗拿盆的买主排成长龙，生意又进入了一个高潮。

　　所谓“涮棒汤”，其实就是从大餐厅、大饭店搜集的残羹剩菜。饭摊子收回来掺几瓢水，洒把盐一煮，看起来还是“油冒冒”的。穷人花三五个小钱买一碗，还吃得乐呵呵的。末了还要自我解嘲：把骨头叫做狼牙棒，蒸肉皮叫关刀肉，鱼骨头叫篦子鱼。

　　下九流中的打更匠

　　打更匠属市井人物中的下九流。那阵没有钟表，市井小民白天看时间靠的是太阳。“太阳都照在街中间了，该煮饭了”。夜间没有太阳，看时间就靠打更匠打更了。“都打二更了，该睡觉了，该收生意了”。

　　打更匠除了打更，还要做一些别人不愿做的事，如鸣锣帮警察下达命令；穷人死了无人掩埋，背死人去丢“万人坑”；照顾叫化婆在公厕里生孩子；给太平缸担防火水等等，无论怎么说，大小都还算半个公事人。可是他这个公事人却是义务职，既无工资又无津贴，穿得破破烂烂，吃的是剩菜剩饭，一副可怜相，除了一个小锣一个锣槌，别无长物。

　　那时，我家住在北门通顺桥，老家在巴中县。巴中县有个姓王的就在通顺桥打更。

　　老成都祖宗八代遗留下来不少习俗，有一条是要在正月初二送财神。王打更每年都要大显身手，自己头戴烂报纸做的帅盔，嘴上粘一串包谷穗穗，捡根烂甘蔗当财神的钢鞭，然后挨家挨户去送“圆宝”，得的赏钱，勉勉强强可吃两三个月。

　　20世纪40年代，市面上钟表多了，街上许多警察也带了个大钟，商店里的火车表一块钱一个，打更匠慢慢就失业了。

　　20世纪90年代，听人说王打更早就发了，他的大娃子是一个公司的老总，二娃子当了官，孙女子还成了歌星。发是发了，他就是舍不得丢了那个小锣小槌。他向朋友感叹说自己就是伴着这两样东西走过来的。

　　最早的“洋马儿”和纸烟

　　记得是民国十二年(1923)，那阵我刚记事，在成都初见自行车。那阵成都人谁也不把它叫自行车，而是叫做“洋马儿”。当时《川报》有文字介绍：“西人有奇技，能以钢铁制两轮两角之怪兽，人乘其上，行走如飞。”这种介绍，现代人看了会觉得很可笑，但确是当时的实情。

　　那阵，在成都销售的自行车，大都来自英国、美国和日本。英国自行车有“双枪”、“飞利浦”，美国的自行车有“红手”，日本的自行车有“菊花”。

　　下东大街有个著名的商号叫“马运隆”(好像是这名字，现在记得很模糊了)，算得上是最早卖自行车的商行。外国人在内地做生意，都会做广告，促销手段也做得很到家，不像那时中国人做生意，缺乏广告意识，总是认为“酒好不怕巷子深”。随着自行车进入成都，纸烟也进来了。纸烟商组织广告宣传，沿街不要钱请行人抽纸烟，在纸烟没有进入成都以前，成都人习惯抽叶子烟和水烟，还不知道纸烟是啥东西，连名字都不知道，既然不要钱欢迎抽，大家抢着去试试，一抽觉得味道还不错，又不要叶子烟杆，又不用水烟袋，抽起来方便多了。于是，原来抽水烟和抽叶子烟的人便纷纷抽起纸烟来了。

　　那阵运进成都的纸烟有大刀、双刀、美丽、金鼠、骆驼、强盗、小大英、红锡包、大前门等许多牌子，而且每包纸烟内都有一张“洋画”。“洋画”上一面印着彩色《三国演义》，如《草船借箭》、《龙舞呈祥》等画面，“洋画”后面印的是每回的故事梗概。这一招使得许多人不买也要买，因为都想凑足《三国演义》的全套。

　　自行车经销商也有促销的奇招：他们聘了几个杂技演员，天天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作车技表演，大批市民把他们团团围住，里三层外三层，轰动一时。

　　成都当时风气虽还闭塞，但年轻一代却很趋时尚。杂技演员还义务收徒，每天来学的人很多。

　　坑人的人市

　　成都市区有鸡市、狗市、牛市、米市、柴市，在民国初年还出现了一个人市。

　　人市设在今后子门。在清代，人贩子拐骗良家妇女逼良为娼的要案层出不穷，从康熙到光绪年间，虽三令五申，犹屡禁不止，后来，竟公开成了人市。

　　人市一出现，官方也感到名声太坏，也曾严查申饬，人市的掌门人都是袍哥舵把子，黑帮老大，人市上的大管事小管事都是他们的爪牙。官老爷一来到人市，带起狗儿，拿起铁链子，声势浩大得像捉拿江洋大盗，人市上的头头脑脑见此情景，给官老爷留点面子，邪神不碰正神，没有出面，却在暗中疏通，给官老爷塞包袱，官老爷找了个名正言顺的说法，在后子门的街上出了个布告，说人市经查并非买卖人口之市，乃市民谋求职业的场所，为扶困济民、难能可贵之义举，军民人等应一体保护，不得滋扰。布告一出，人市便成了与鸡市牛市相同的合法市场。

　　人市取得合法地位，人市上的黑帮老大也“鸡脚神戴眼镜装正神”，假戏当成真戏唱，在后子门的人市贴出通告，宣称本市场欢迎求职者进场求职，雇人者进场雇人，俨然成了个职介单位。于是一伙一伙男男女女的求职者、聘人者纷至沓来。求职者进场收“袁大头”一元，聘人者收“袁大头”五元，光是这一项收入，黑老大便赚安逸了。

　　如果真是职介，像官方布告所说，倒也无可厚非，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成都市区东华门弯弯棚子有一个诊所，所长叫韩朝宗，是个川军退伍军医，他听到后子门有个人市喜欢得睡不着觉，每天要去逛一转，口称恭聘护士，要求年龄20至30岁，五官端正。

　　当护士这个工作名声好听，活路轻巧，待遇不错，应聘的小姐较多，当她们与韩朝宗签了合同，才知道不是那回事。在诊所侍候病人，这些病人大多害的是花柳病，生的是杨梅大疮，也是今天所说的性病。此事慢慢传扬开来，有的护士去告发说自己被骗，“花柳诊所”被传得很邪乎，韩朝宗后来以骗拐罪被抓进了大牢，成都人市也随之被封。公开的人市便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