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2月16日，昆明市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了从昆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各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此举引起了社会和媒体的高度关注，随后的几天中，部分公布电话打不通的现象将此事推向了另一面。尽管面临诸多的争议，但这一措施更多传递出一种诚信、服务型政府的政务公开信号，更是在党和政府与老百姓之间搭起了一座直通桥。

　　新规：全面公开领导干部电话

　　“没想到现在有困难可以和市长直接反映了。”昆明某国有企业职工钱晓松说。他把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昆明市市长张祖林的两个电话号码直接输入了手机。

　　在市委主要领导的电话公布后，昆明市通过新闻媒体，正式向社会公布了副县级以上党政部门领导干部的职务、分工和工作电话号码，范围包括市委常委、副市长、14个县(市)区党政班子成员、市属各部门班子成员。同时，这些内容还将被制作成《市情手册》，公开出售。印有这些内容的《昆明日报》被争相购买，不得不重新加印。

　　四季如春的昆明习惯了温和，年年岁岁相似的鲜花也让这里的人们格外眷恋以往的日子。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人们一点准备都没有，但实际上，信号已经发出。

　　在一月底召开的昆明市委九届四次全会上，仇和表示，昆明要大力推进党务、政务公开，真正实现“阳光政务”，增加透明度，扩大群众对政务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为了杜绝党政机构“暗箱操作”，把一切放到群众的眼皮下，政府将在适当时候向社会公布党政领导班子的电话。

　　没想到的是，这次行动来得如此迅速。目前为止，昆明市已公开市级电话859个，各个县区和市级机关也在进行更大范围内的电话公开。

　　社会：引起各界关注和争议

　　连日来，昆明市主要党委政府领导的电话在通过报纸、网络甚至是手机短信不断地传递，公布电话的话题也随之成为全国的热点话题，众多媒体将其登上显著版面，在两三天的时间里，互联网上已有10万多个相关网页，甚至有些网站开始对此进行投票调查。

　　18日晚在网易的投票网站上记者看到，30%的人认为公开电话有进步意义，70%的人则认为应该公开更多的信息。

　　19日，当部分公布电话无法接通的消息在媒体发布后，种种疑问又像一盆盆冷水泼向了电话号码后面的热情。

　　昆明市纪委书记应永生介绍，昆明市对300多部公布的电话进行了抽查，200多部电话能够接通而且有人接听，在近100部没有接通的电话中技术问题占多数，如有些干部对电话进行了呼叫转移，而这两天正是昆明“两会”期间，会场一律实行了电磁屏蔽，无法接通电话；还有群众给部分领导打的电话特别多，而且有些电话特别长，最长的接听过一个半小时，占线情况比较普遍；另外，在公布的电话中有一个电话是错误的号码。

　　应永生表示，确实存在少数领导干部离开办公室后没有安排专人接听的情况，致使群众打通电话却找不到人，其原因正在调查中，如是故意不接，将对其进行严肃处理。针对新出来的问题，昆明出台新规，要求向社会公布过电话的领导干部必须在外出工作时安排专人接听电话，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听和耽误接听，而且将根据相关规定进行问责。

　　“通过公布领导干部电话的方式，政府和百姓有了直接的沟通途径，上情能下达，下情也能上达，但效果如何，应由实践检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社会学家杨福泉如是说。

　　公开：政府治理模式的大进步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认为，国家《政务信息公开条例》即将实施，昆明的这一举措是一大进步。

　　中央党校党建部党建原理教研室主任高新民教授认为，公开党政领导干部电话是党务公开、政务公开的一种做法，虽然表面上只是工作作风的一点改变，但反映政府治理模式的一个转变。

　　昆明市西山区代区长蔡德生在电话公布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就接到了三个电话，有咨询合同的，有反映问题的，还有问路的。在作了相应解答后，蔡德生深有感触，“向社会公布电话号码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负责任的承诺，让老百姓在需要的时候找得到政府，找得到主心骨。”蔡德生说，虽然这三个电话反映的都不是他的主要工作，但却从中听到了基层最直接的声音，很真实。如果说通过向社会公布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承载了党和政府对民生的承诺，那么老百姓则从中感受到了政府作风转变的决心。

　　昆明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的职工蔺泉对以前有些政府部门的机关作风总是颇有微辞，电话公布后他觉得机关作风肯定会变了。

　　“有些机关恶习不是改不了，而是监督有漏洞，现在有了电话，监督他们的从一两个上级领导发展到了无数双眼睛，能不改吗？”蔺泉说。

　　仇和在此举公布之初表示，“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把群众满意作为最高工作标准，无条件、无阻力、无障碍地为基层服务、为百姓服务。对老百姓的承诺就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政府克服困难的动力源泉。”

　　杨福泉认为，向公众公开电话号码，反映出党和政府在理政方面的成熟度不断提高，更加开放和敢于负责任的态度，通过全社会的监督可以构建一种强大的政府公信力，增加老百姓的知情权、监督权，不断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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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规：拒接电话要问责

　　近日，由昆明市委办公厅、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出的规定明确指出，凡是在《昆明日报》刊登出的领导干部的工作电话，在每个工作日的8：30至17：00必须有人接听，其他时间尽可能接听，领导干部外出工作时，要安排专人做好电话接听工作，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听和耽误接听。

　　记者在这份文件上注意到，要求领导干部在接听电话时认真做好记录的内容被放在了显要的位置，并特别提出要在第一时间回复群众反映的问题，如来电情况清楚的，应当直接答复来电；如来电反映情况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处理的，要做好电话记录后转相关部门处理，并及时答复来电人。

　　该文件还规定了相关的处罚条例，对不按规定接听来电，或故意刁难、语言不文明、记录不清、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不认真进行处理而导致发生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要按照《昆明市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行政不作为问责办法》等有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问责。

　　2月16日，《昆明日报》上公布了从昆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各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老百姓可以通过公布的电话直接向相关对口领导汇报情况，反映问题。(据新华社)

　　评论

　　公开领导电话有何深意

　　2月16日，《昆明日报》用四个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各区县及市直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他们的职务分工情况。这一专号在市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报纸很快被一抢而空。

　　报纸上公布行政区域内所有主要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这种极富魄力的事情此前还鲜有所闻，因此，它不仅让昆明当地的市民感到兴奋，也让所有关注政治生活的人们感到振奋。这样的举措之所以能在昆明出台，当然与仇和有关。此前两天，调任不久的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建设动员会上，明确要求公布副处级以上干部的电话号码，以推动党务、政务的公开。作为中国政坛上以铁腕著称的人物，仇和每次推动的行政措施都会引起轰动与关注，这次当然也不例外。

　　领导的办公电话算不上秘密，但在现实生活中，找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与找领导本人几乎同样困难。这虽然多少有点奇怪，但已经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现状。在并无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地方官员主动改变安逸的局面，给自己和同僚找麻烦、添压力，的确算得上一道“奇观”。无论它是缘于锐意求变的技术考虑，还是出于深刻的政治自觉，都是值得赞许的。

　　昆明市民抢购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当然不是为了收藏，而是以备不时之需。行政机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是中国老百姓在与“当官的”打交道时所积累起的负面经验。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有些说起来简单的事，一旦进入官僚主义的行政流程和司法程序，解决起来就遥遥无期，但只要“捅”到了领导那里，反而更有希望得到解决。看起来这很像是一种权力迷恋的幻觉，但是，现实却一再印证了这样的判断，从总理讨薪到各地推行的公安局长大接访，都是很好的例子。这样一种悖论般的现象或许说明，并不是官场中的人都缺乏温情、善意与关怀，而是过于繁琐的行政程序成为横亘于民众权利与行政权力之间的一道铁门。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则如同有魔力的钥匙，只要轻轻一拨，就会云开日出、天朗气清。所以，收藏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无异于给自己未来的生活加了一道保险。

　　仇和要求公布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用意或许就在于此。在暂时还不可能大幅削减行政程序的情况下，干脆把领导干部推到公众面前，让他们直面人民群众渴望解决的种种难题，这很像是针对官僚主义的“休克疗法”。说它是人治也罢，说它是非常手段也罢，但在公众看来，它至少提供了一种特别的行政救济，甚至是在现有框架下创造了一种政治资源，这难道不比另起炉灶、设计另一套繁琐的制度来得更实际吗？

　　当然，不可否认，公布领导干部电话号码的现实效果可能并不稳定。更重要的是，在创造一种资源的同时，它也导致了更多行政资源的浪费。领导确实会更忙了，但那些原本应该为群众办实事的人倒乐得清闲，这不是有点古怪吗？从这个角度看来，公布电话号码倒像是一种政治隐喻，它呼唤的是大刀阔斧、删繁就简的行政改革，它要求的是简洁高效、运转灵便的行政体制，它要实现的是求真务实、贴近群众的干部作风，而要达到这样一些目标，就必须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