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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文
1930年5月30日的血泊
苏道璞(Clifford.M.stubbs),出生于1888年,死于1930年,其原藉是新西兰,后移居英格兰,系新西兰大学文学硕士、利物浦大学化学博士,他于1913年前往成都华西协合大学任教,此后在华西坝工作生活了17年,担任过华西协合大学化学系主任、理科科长、大学副校长。
老成都的华西坝洋人大都喜爱体育运动,农艺系的丁克生老师个子虽矮,却也喜欢体育,还担任过体育老师,连大学会计师苏维廉也是个体育迷。化学老师苏道璞同样如此,他爱好划船运动,曾自己动手制造了一叶小舟。在成都锦江之上,他不知有多少次坐在船上感受过锦江那温软的流淌声。然而,在1930年5月30日,当夜幕在锦江外的华西坝缓缓垂下时,苏道璞却感受到了邪恶。
那天晚上约8点过,苏道璞骑着自行车经过华西协合大学赫斐院回家。他的那辆自行车可是老成都的俏货,当时除了邮递员有自行车,对于一般成都人,那是鲜见的奢侈品了。就是这辆奢侈品,给苏道璞带来了杀身之祸。或许,有人早已在觊觎他的车了。黑暗之中,劫匪突然冲了过来,苏道璞被一把扁担击中了头部,此后身上又连中数刀,猝不及防的他倒在了地上,窃匪抢了车子后逃之夭夭。凶犯下手非常凶猛,倒在地上的苏道璞已经没有力气呼救,他口中只能发出微弱的呻吟声。不知过了多久,几位路过赫斐院的学生听到了呻吟,他们在黑暗中打开手电筒寻声照去,这才发现了他。学生们找了一个门板将老师抬回家,然后通知校医高文明医生前来就诊。校医实施抢救后感觉病情严重,当日深夜12点,苏道璞被送往四圣祠仁济医院。
四圣祠仁济医院的第二任院长、为苏道璞实施抢救的加拿大人胡祖遗(Wilford.E.C)目睹了苏道璞走向天国的过程。他看到,劫匪尖利的刀锋刺中了苏道璞的肾部与肺部,大量失血及头部被猛烈击打后,病人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经过胡祖遗等人的全力抢救,5月31日下午,苏道璞从昏迷中苏醒过来。那时候,他的身体虽已孱弱之极了,但昨晚发生的事情尚能记得,他明白此次一劫让他与上帝从来没有走得如此之近。躺在病床上,42岁的苏道璞至少有两次留下了同样的遗嘱。一次是向胡祖遗说的,还有一次是对妻子说的。两件史料留下了大致相同的说法:“代我要求学校转告中国政府,不要因我受重伤而引起中英两国关系恶化。”“不让英国政府出面干预,请你转告,这是我诚恳的要求。”
苏道璞遇害是极为严重的涉外事件。当时四川政要们生怕事端扩大,不好收拾,苏道璞的这番话一定让他们的心安了不少。后来,抢劫自行车的劫匪被成都警局逮捕,这位贪婪慕富贵的凶犯绝不会想到,他的恶行会得到一个人的宽恕,而这个人,竟是被害人苏道璞的妻子。当丈夫去到天国,悲恸欲绝之余,苏道璞的妻子体会着丈夫的遗嘱,她对众人说道:“请求政府不要处死凶手,以免他们的妻子成为寡妇。”“我家死了一个人,一家人都痛苦,请求政府不要枪毙人,造成更多家人的痛苦。”杀人偿命,自古在中国是天经地义的,这番78年前的话语,让众多的人感受到了一种陌生的爱。
从不坐轿子的洋博士
在民国初期,华西坝的有些西洋人是非常傲慢的,他们比中国人富裕,他们的国家也比中国强大,他们瞧不起中国人。1926年9月5日,当四川军阀杨森向英国军舰开炮,四川人与英国的矛盾被激化。那时候,游动在长江之上的外国商船总会寻求帝国军舰的保护,或者商船上挂上自己国家的国旗。有着这样的背景,一般外国人当然愿意乘坐这样的轮船,那是既舒适又安全的。苏道璞却不是这样。这位身材硕长,面容儒雅的英国人从宜昌到重庆都是乘坐中国公司的轮船。“他认为自己到了中国,已经入乡随俗是一名中国人,没有特权享受中国人无法享受到的待遇,他宁愿耽搁几天,等待没挂外国国旗或受外国军舰保护的商船经过宜昌。”
仁慈而谦逊,总愿意与中国人打成一片,这是许多人对苏道璞的印象。民国时期,从重庆到成都是一段不短的路途,乘坐汽车也需要3天的时间方能走完。有一次,苏道璞从重庆上岸,没有汽车,只有中国特有的交通工具轿子可乘,苏道璞不愿意坐,他硬是徒步走回了成都。他走了多久才到达成都已不得而知,然而可以想象的是,苏道璞肯定是倍尝艰辛。他为什么不愿意坐轿子?华西医科大学教授杨振华在2000年动情地说道:“有一次苏道璞同成都公谊会的代表一道去三台县开会,我和弟弟随同他们去。从成都到三台县约有300华里,由于交通落后路途曲折坎坷,要走3天时间,其他洋人都坐轿子,而苏道璞随身带了一辆黑色自行车,上山下山他都扛在肩上,我好奇地问他:‘你为什么不坐轿子呢?坐轿子既舒服又省力。’苏道璞告诉我:‘坐轿子很不人道,我不愿把中国人当作牛、马一样使唤,除非有病走不动,否则我永远不会坐轿子。’”苏道璞的仁慈之心无疑影响到了杨振华,他后来成为一位有名的外科专家后,积极从事和平与人道工作,曾连续5次参加过“国际医师防止核战争会议”。另一位华西坝老人宋蜀芳在回忆苏道璞时说过一句朴素的话:“苏洋人真是个好人!”在宋蜀芳身上,人们也可以窥见博爱精神对她的深刻影响。这位懂几国语言却又简朴得如同街坊婆婆的老人,曾免费为成都一家中药店提供她自己亲手培植的中药材,时间长达20年,直到她患了严重的白内障眼疾才终止了善举。
早在1912年,刚刚大学毕业的苏道璞曾在英国国会发表过一次演说,主题是反对侵略战争,主张世界和平,许多人被这位年轻人的激情所感染,对他伸出了大拇指。15年之后,从中国回英国度假的苏道璞又一次站在了英国议会下议院的讲坛,已经是中国通的苏道璞在题为“中国问题”的演讲中,主张“中英两国应采取彼此平等,互相信任的原则”,以消除两国当时极其紧张的关系。那一次归乡,苏道璞没有闲着,他带着妻子,开着一辆微型汽车在各处进行旅游演讲,向人们介绍东方神秘古国的风土人情,并“利用这个机会以中国人的观点在各地向英国人宣传和平和人道主义。”那时候,英国威尔斯有一个煤矿的工人处于困境之中,苏道璞便深入到煤矿帮助工人们,他的“冷静沉着的性格,刚正不阿的正义感和孜孜不倦的工作干劲”深深感动着与他接触过的矿工。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他的性格一如既往。
他的讲义1949年后仍在使用
英国人石恒励是华西协合大学早期的副校长,当他1913年回国度假时,刚从大学毕业的苏道璞找到了他,要求到中国四川去工作。现在已不知道年轻的苏道璞为何要选择到中国而不是别的国度。石恒励无疑为他提供了帮助,24岁的苏道璞于当年飘洋过海来到了成都。
在华西协合大学,聪慧的苏道璞很快被任命为化学系主任,后又担任了理科科长,1928年被提升为大学副校长。那时候,早期到来的洋教师大部份都学会了成都官话,讲课时都用中国话讲授。苏道璞初来乍到,一面在中文补习学校修习中文,一面编写英文无机化学与有机化学讲义。待讲义写成,他又与中国籍教师合作将之译成中文教材。在与中国同事合作中,他的中文程度迅速提高,很快便能用中文讲课了。值得一提的是,他在1913年或1914年编写的那本讲义,直到1949年之后学校仍在使用着。
能流利使用中国话后,苏道璞的教学进展很快,学生的成绩得到显著提高。除了在大学讲堂讲授,他还兼任着华西协合高级中学理科二年级的化学课。当他去世时,他的学生杨振华号啕大哭。亲切、随和的化学老师苏道璞被许多人敬仰着。然而,对学业不用功的学生,苏道璞却是毫无“亲切”可言的。“他十分重视教学质量,对学生要求相当严格,凡化学期末考试不及格,下期开学前补考,补考不及格降班。”因此,“不少读理科和医牙科的学生4年毕业的,连降两班读6年才毕业。一个医科学生因化学不及格,持续读了10年才毕业。”
做一名苏道璞的学生是幸运的,他不但有德有才,能把先进的实验室设备引进来。1920年代,许多大学化学实验室大都使用酒精灯进行实验,而在华西坝,苏道璞引进的喷烧器“能把燃料煤油转化成气体,然后用钢管输送到各个实验桌,同学们一转动开关就可以使用喷烧器,非常方便干净。”
张凌高是华大的第二任校长,之前,他与苏道璞都担任着学校的副校长,曾共事两年。有一年逢苏道璞的祭日,张凌高回忆道:“他可是一位热爱中国的英国人。”“无论办什么事他都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考虑中国人的利益。”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年代,苏道璞的行为不由让人们想到他在弥留之际所说的话语,这位英国人对中国的热爱之情弥足珍贵。
苏道璞纪念堂至今矗立在华西坝
四川大学华西校区第二教学楼中西合璧,古典雅致,这幢三层砖混结构的建筑在抗战时期,是4个大学共同拥有的化学楼。1941年9月1日,大楼举行竣工典礼,华西协合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四校负责人莅临会场,四川省主席张群也前来道贺。下午2点,揭幕仪式开始,宣告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一幢化学楼的诞生,也宣告4所大学共同将该楼命名为“苏道璞纪念堂”。历经岁月的剥蚀,苏道璞纪念堂今天仍矗立在华西坝。走过弯曲的翠绿小径迈进大楼,可以见到大门反面悬有一方重立的匾额,上书行书四字:“所过者化。”如今回首历史,所化去的只是岁月的风尘,沧桑人世间,苏道璞的许多学生仍在追忆着他们的老师当年下葬华西后坝的伤心一幕。
华西后坝在今天的林荫街至原省博物馆一带,后坝原有一处坟园,那是安葬外籍教师的地方,老成都人唤作“洋坟”。1990年代,有一位曾在华西坝工作过多年的外籍教师去逝,临终遗嘱说,他的骨灰的一部份要埋葬在华西坝,那时候,“洋坟”早已消失,人们便将他的骨灰洒在了华西坝校园的荷花池中。
苏道璞被害时,“洋坟”还在,他的灵魂即从这里去向了天国。1930年6月3日或4日,9位学生护送着苏道璞的灵柩将他们的老师安葬在了“洋坟”之中。他在成都度过的17年时光,随着他徇道似地突然离去,深深地烙在许多人的心中。在他去世后的两天或三天,学校于图书馆举行了追悼会,白色的,黄色的挽联、挽幛寄托着人们的敬仰与哀思之情。在他的灵柩上,师生们用白色的花装饰了两个字——“胜利”。全校师生以及四川政要和各界社会人士参加了追悼会。华大文学院院长费尔朴在悼词中说道:“苏道璞,完全有资格把自己的生命当作永恒的祭物为人类献在和平与良善的祭坛上。”宋诚之教授在诔文中评价道:“苏道璞一生不是死而是生,不是失去而是得到,不是失败而是胜利,留下的不是受伤的身体而是崇高的精神!”。
苏道璞女儿设立资助成都留学生的奖学金
苏道璞遇害时,他的两个女儿在英国家乡读中学,陪伴在他身边的,有他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子约翰。那时候,约翰只有几岁,尚不谙世情,血淋淋的父亲被人用门板抬回来的一幕深深印在了他的脑海中,并深受刺激。回到英国后,约翰尚未读完小学,便不幸患了精神分裂症,从此退学,由他的母亲一直照顾着。母亲过世后,“一位好心的比他大十多岁的女基督徒侍候他直到他去世。”
1985年10月,苏道璞的二女儿,出生于成都并在成都念完小学的苏锦回到了她出生的这座城市,当她前往宋蜀芳老人家中做客时,看见了两个非同寻常之物:一个旧柜子和一张旧桌子,那是她母亲回国前处理掉的家具。睹物生情,苏锦不由泪如雨下,恸哭不已。在成都,苏锦参加了华西医科大学校庆庆典,许多老校友提到她的父亲都发出由衷地赞扬,她感受到了父亲的精神在这座城市中并没有消散。她到了华大公共卫生学院大楼寻踪觅迹,那是她小学读书的地方,如今,大楼依然完好如初,一如当年。当她来到华大第二教学楼才知道,有一幢大楼以她父亲的名字命名,这使她十分感动,在心中萌发了接续前缘的想法。1999年,英国某中学拉丁文退休教师、在少女时代失去父爱的苏锦,她从退休金中划出了一笔钱,建立了小小的个人基金,专门用来资助前往英国留学的华大师生。2000年,川大华西医学院精神病科的黄颐先生即接受过资助,并用这笔钱购置了一些专业书籍带回了成都。苏锦一辈子独身,又只是一位中学老师,她根本就不富裕,她是在用自己的行为提示人们:
有一种爱不会泯灭,
有一种爱可以跨越千山万水,
有一种爱温暖着英格兰,
也温暖着中国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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