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守文·

　　宽巷子，旧时成都“满城”中一条小巷。所谓“满城”，即指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为驻防成都的八旗官兵于成都市区西部所筑的一城。

　　《四川通志·城池》记载：“满城在府城西，康熙五十七年建筑。城垣周四里五分，计八百一十丈七尺三寸，高一丈三尺八寸。”其位置在今东城根街、半边桥街以西。老成都西边城墙以东的范围内。

　　街巷布局颇似以将军衙门(今金河宾馆一带)为头，以长顺上、中、下街为身，其中小巷为足的一条巨大的蜈蚣。城中有“八旗官街共八条，兵丁胡同共三十三条。”这座“城中城”初由八旗副都统，后由成都将军管辖，四川总督都无权过问，汉人也是不能随便进去的，实为大城中之独立王国。

　　宽巷子便是这“独立王国”中并不起眼的一条小巷。只因修建之初，这条小巷较之相邻的巷子较宽，便习称“宽巷子”。但因城内驻防旗人的分布是准北京驻防之规模，街名也例需“制遵京师”，故“宽巷子”更名为“兴仁胡同”，与其相邻的“窄巷子”更名为“太平胡同”，民国后，满城禁解，仍复旧名。

　　我家是于1950年由多子巷迁到宽巷子的。当时感觉这宽巷子确实宽，因很少有车辆进出，行人亦十分稀少，便愈觉其空旷。其实宽巷子并不宽，窄巷子倒真有点窄。

　　宽巷子临街铺面不多，多为规模不等、大门样式各异的院落，但几乎每个院内都是绿树森森，花木繁茂，街两边多为泥墙，也有少许青砖墙，那泥墙上的斑斑驳驳，砖墙上的碧绿苔痕，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昔日的辉煌和历史的沧桑。但匆匆而过的行人却很少向它投去浅浅的一瞥。

　　至今我还记得院中那宽大的天井，以及天井中枝叶繁茂的高大树木，有桂花树、还有气柑和橘子树。除了桂花香飘十里，引人驻足，每到十月，树上结满的黄绿的、鲜红的气柑和橘子，也是看得人直流口水。

　　在宽巷子的时候，最愉快的便是暑假期间。有两件事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第一是学二胡。当时院中有户姓赵的人家，男主人叫赵义全，他在眉山师范学校教书，每年寒、暑假回到成都家中，我们都叫他赵伯伯。夏天的晚上，赵伯伯常常坐在树下拉二胡，这时我们七八个小伙伴就围坐在他面前静静地欣赏这免费的“独奏音乐会”。睁大好奇的眼睛望着他左右摆动的右手，在琴弦上上下移动的左手手指，一串徐缓悠扬的琴声便飘了起来，在绿叶间回荡，更增添了夏夜的宁静……

　　由此，我渐渐地记住了《昭君怨》、《病中吟》、《空山鸟语》、《饿马摇铃》、《雨打芭蕉》等乐曲名。

　　后来大家都缠着赵伯伯教拉二胡，他高兴地答应了，并开始了教学。先拉空弦，后拉音阶。奇怪的是这二胡到了我们手中却比我们还不听话，大人们便在一边笑说：这简直在杀鸡杀鸭，难听死了！我们却一点也不在意，每天晚上照样在赵伯伯面前“杀鸡杀鸭”，渐渐地能“杀”出点名堂了。一个暑假过完，好几个小伙伴居然能拉出一首完整的《东方红》，那高兴劲真还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我后来的生活中，有一个时期拉二胡真成了我的专业工作，这大约是命运使然吧。

　　第二则是全街的中、小学生大约好几十人，白天大人们忙着上班，没时间管我们，真是“猫儿走了耗子反堂”。那时的暑假作业也不多，每天做完那点作业就剩下耍了。

　　人一多了这吵架打架的事就难免，时不时还会干出点无聊的事来，令居民们十分头痛。过了不久，街道办事处派了两名干部，把几十个娃娃按门牌号数分上、中、下三段，组成三个学习小组，同时请了几位高中生、大学生(类似今天的志愿者)来辅导。做完作业、复习完功课便是做游戏、唱歌跳舞，或去军烈属家打扫卫生等，的确比一个人坐在家里愉快。从此，街上也便安静多了。

　　此外，还有一事至今保留在脑海中。每天吃完晚饭，我都喜欢提着暖水瓶去打开水。那时“蜂窝煤”还没出世，多数人家烧木柴，用开水便多到茶馆去买。

　　宽巷子东口旁边有一座小茶馆，面向长顺上街，后面甕子房(烧水的地方)有一通道通宽巷子，打开水的都由此进出。茶馆里有一评书艺人每晚讲评书，听说姓李。打开水的人多要排班，我把水瓶排在那里，便到前面听李老师讲书。这便是我争取打开水的原因。每次烧甕子的师傅会主动把每个水瓶灌满的，所以我不担心打不到开水。有时听书听得入神了，回去晚自然挨一顿臭骂。不过挨骂归挨骂，听书仍听书，从没有“下不为例”。

　　1957年，我参加工作，离开了宽巷子。1958年，成都也成立“人民公社”，也办公社食堂。25号的过厅宽敞明朗，公社食堂便选在此“埋锅造饭”。我父亲便迁到了支矶石街的一座院落中。1962年，我父亲去世后，我便很少回去了。

　　一晃，近50年过去了……

　　最近，特意回宽巷子去转了一圈，现在宽巷子的打造工程虽未结束，不过已经看得出这宽巷子已是面貌一新了。我想这“新”字的背后定然是某些牺牲。历史有时不一定附着于没有生命的建筑上，无论它旧还是新。但一定是鲜活地生存在那屋檐下的男男女女、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