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前语

　　成都是一位教师

　　□邓晓洪

　　今年8月中旬的时候，我有机会采访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德国籍瑞士教授冯铁，他几次来成都，而且学着成都人将自己的研究工作拿到茶馆进行。可这个有名的教授却无法运用准确的词汇来概括成都的地理及性格特点，想了很久，才给出零散的两个词汇：“贵族气质”和“天堂的位置”。对此，冯铁并不感到尴尬，他说，每个人的理解都是不同的，重要的是她带给我们什么，教会我们什么，“成都就教会了我如何更合理地处理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我的人生因此变得有趣而生动，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在喋喋不休地探讨同一个话题：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答案显然不一而足，但更倾向于统一的回答是：创造财富，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创造意味着要努力地工作，而生活得更好意味着要享乐人生，然而很多人在这两者之间失去了平衡，对财富的追逐远远大于对人生的享乐。冯铁也向记者谈到，在来成都之前，自己仿佛是工作的机器，是成都的生活方式让他学会平衡。看来，在越来越重视生活品质和精神健康的现在，休闲的成都成了教师——教人如何处理工作和生活关系的教师。

　　成都本土作家谭楷经常奔波在全国各大城市，他说，那些城市节奏快得让人觉得呼吸困难，而每次回到成都，时间突然变缓了，安逸和舒适的感觉由下而上地升腾起来。谭楷的这一说法并不能成为那些说成都人懒散的理由，只要看一看或者亲身体验一下成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是懒散地偷生还是合理地利用时间，自然有一个判断。英国科幻作家尼尔·盖曼说：“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往往是‘懒人’，因为他们总是利用更合理的工作方式把工作变得更高效和简单，以便有更多时间休闲。”他说，成都正是这样一个懂得如何工作和休闲的城市，除了中国的城市，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应该把成都当老师。

　　成都果然是教师，她改变了一个叫谢明书的人，让我们来看看他与成都的故事。

　　人民公园鹤鸣茶社有露天的茶园，即便是秋季，这里绿树成荫、鸟语花香。10月3日中午淅淅沥沥地下过一场小雨，地面还是湿的，但雨后的茶园生意依然不错。谢明书就坐在离茶社亭子最近的地方，闲适地翻翻报纸，然后再和同来的两个朋友闲聊几句。

　　36岁的谢明书是浙江温州人，现在郊县一家集团公司任技术部经理，两年前在成都城南买了套60多平方米的房子，但没去住，租给了别人，所以他认为自己是“小半个成都人”。他对记者说，在8年前，他看不起成都人的生活方式，而后来却突然发现，成都式生活可以给人一个完美人生。

　　“我当时不解，成都人咋就这样呢？”

　　要讲述谢明书与成都的关系，得从他来成都之前讲起。

　　他没有读过多少书，初中毕业进工厂上班，才被企业送到技术学校去学了一年，拿到技校的中专文凭。他说他家在离温州只有20余公里的小镇上，当时温州的民营企业很多，大家都赶着挣钱，一幅热火朝天的景象；很多上了初中的孩子，一边上学一边就要帮家人去工厂做些活，“在成都，无论多穷或者多富都要千方百计让孩子读更多书，考大学，而我们那里的人从小被灌输的是如何尽快去上班挣钱，或者做个什么生意。”他说，其实他在读初中那会儿，家里虽然算不上多富，但绝对不穷，可父母总是对工作那么投入，天天早出晚归，争取加班，不停地挣钱，而生活却过得非常节俭，父母灌输给他的思想就是挣钱、存钱，让自己有更多的钱，“那时我根本没有思考过，不停挣钱，让存折上的数字不断变大究竟有多大的意义，但身边的人都是这样生活的。”

　　在技校培训一年拿到毕业证，谢明书被派到上海的工厂做工，也许从小接触机械的缘故，他特别精于模具等设备的调试和维修，很快就成了工厂的技术骨干。1998年，27岁的他被猎头瞄上，挖到另外一家企业工作，仅隔了一年，他又被成都的一家公司作为技术人才引进到成都。他之前对成都几乎没有一点认识，除了知道成都是四川的省会以外，其余一无所知。对成都的第一印象让他记忆深刻，“我们那里的人走路都在小跑，而成都人非常闲散，整天都有那么多人在街上逛，茶楼一家挨着一家，生意总是那么好。看着这些人在茶馆里谈天说地，那么悠闲自在，我就非常纳闷：成都人为啥有这么多时间耍？他们咋就这么懒散？他们吃什么喝什么？他们怎么会就这样呢？”然而进一步的观察又发现，成都人喜欢吃喝，哪怕是小餐馆，只要味道好，门口总是排着队。这种生活方式让他非常不解，与他小时候耳濡目染的东西格格不入。

　　但仅仅一年后，他不仅认同了成都生活方式，而且开始接近和融入这种生活，“这期间听到一个故事，我感触非常深刻。”

　　“休闲并不是懒散，反而让人产生工作灵感。”

　　到成都的头3年，谢明书干的仍然是技术活，额外负责管理8个普通技工，相当于公司的一个中干，因此他的月薪要比普通的工人高出两倍以上。每到周末的时候，公司的那些成都同事喜欢约着出去玩耍，或去茶楼喝茶，或去酒吧喝酒，还经常去农家乐晒太阳。他对同事的这种方式不感兴趣，就自顾自地呆在屋子里研究各种模具的图纸，或者去车间加加班。主动加班是要给加班费的，因此工资总是比别人的高，他就像父亲一样，拿到工资就存在银行里。

　　谢明书对记者说，2000年底的时候，他因为长期头痛被查出患有脑肿瘤住进医院，“在医院里，一个医生让我开始真正了解成都人的生活。”

　　他的肿瘤发现得早，手术并不复杂，住院一个月就出院了。在住院期间与一个姓刘的脑外科医生成了朋友。两人交谈的时候，他对刘医生讲了对成都人懒散的看法，刘医生并没有反驳他的观点，而是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脑外科曾经有一个老教授，手术做得非常漂亮，同时又是个十足的耍家，一有时间要么去成都周边旅游，要么就在茶馆里和普通老百姓吹牛聊天，还有就是到处寻找美食，甚至经常去建筑工地跟工人瞎侃，生活得异常逍遥。老教授认为天天把时间放在工作上是一件既对不起工作也对不起生活的事情。那时候，脑外科的医生们都遇到同样一个手术上的技术问题，很多脑肿瘤长得不规则，总是切不干净，导致病人出院后没两年又旧病复发，但奇怪的是，这名老教授从来没有把这个问题当问题，再不规则的肿瘤都切除得很干净。有专家就要求当他的助手，看他是如何切肿瘤的。进了手术室才发现，老教授有一套特殊的工具，就是大小不一的吃饭用的不锈钢勺子，在切肿瘤的时候，不同的位置就选择不同型号的勺子，像舀蒸蛋一样轻轻插进去，旁边的组织根本就碰不着，很容易就将肿瘤完全切除了。遇到更不规则的肿瘤，老教授就用棉棍插下去隔离组织，然后切下肿瘤。整个手术看上去非常简单。

　　谢明书对记者说，当时刘医生笑着对他说，老教授的这套手术方法就是他休闲时得来的，在餐馆吃饭时有些东西用筷子夹不起来就选用勺子，而用棉棍做手术是看到工地上工人打桩得到的启发。成都人并不是盲目地瞎玩，休闲能让他们产生很多工作灵感，让他们工作起来更轻松，一味地看书钻研反而不行，有很多东西是书上没有的。谢明书对记者说：“听了这个故事后，开始觉得成都人很有休闲智慧。我决定试着这样生活。”这一试，就让谢明书欲罢不能，从此沉醉于成都生活，“我也常常去喝茶，去旅行，去吃各种成都美食，我虽然还没有在生活中发明新的工作方式，可明显人的精神状态不错，因此工作效率更高了。”

　　2003年初，谢明书升职为技术部经理。

　　“我在成都买了房，成都是我的后花园。”

　　谢明书的同事对记者说，他们在一起工作8年时间了，“以前谢明书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工作狂，把人弄得很累，仿佛整个人都是木的，不懂得生活，没有情趣，现在算是彻底被‘调教’过来了。”

　　每周的周一至周五，谢明书在公司上班，双休日，除了偶尔加班，他会和同事一起去农家乐观光、晒太阳或者打麻将，有时为了吃到某一特色菜，他们会不惜开车几十公里去青城山、都江堰或者乐山，而成都人民公园里的鹤鸣茶社是他们相对固定的喝茶地方，九眼桥酒吧一条街是他们晚上休闲的去处。他对记者说：“成都确实是一个很会生活很会享受的城市，真正融入这种休闲生活后，她教会我重新看待人生。”

　　谢明书如今如何看待人生？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努力地工作？是因为要挣钱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为什么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就是要让自己活得更快乐更有意义。一个人老了的时候，如果说起当年，脑袋里出现的总是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连生活有多少种色彩都不知道，那一定很悲哀。”他对记者说，现在想起当年自己对挣钱的看法就觉得有些可笑甚至后怕，“有个众所周知的故事：有人问放羊的孩子，放羊干什么？答，卖钱。卖钱干什么？答，娶媳妇。娶媳妇干什么？答，生娃。生娃干什么？答，放羊。我原来不就是这个放羊的孩子吗？我加班加点上班就是为了挣更多的钱，挣更多的钱来做什么，就根本没有考虑过，也许到死的时候，我就看到存折上的一个数字，而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根本不知道，这会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说到这里，谢明书就笑了。

　　2005年的时候，谢明书在城南买了套60余平方米的房子，由于上班在郊县，他只好把房子出租给别人，不过他说，虽然住在郊县，但成都是他的后花园，“我有很多浙江老乡，现在都像我这样生活，他们和我一样，以后就在成都定居了。”他对记者说，今年起，他每年都有半个月的假期，“我现在渴望的生活方式是，如果夏天休假，就去青城山避暑，如果是在冬天，那一定去攀枝花晒太阳。”

　　本报记者邓晓洪摄影张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