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平均海拔４５００多米，这是一片不长树木、不生蔬菜的“生命禁区”，基层税务干部邓波十六年如一日，顽强地扎根于此，无私奉献出自己的青春、热情和爱，在藏族同胞心中树立起一座丰碑——“冲各若里亚把”（藏语，意为好税官）。

　　“只要我活得有意义，我的生命就会延长”

　　１９９２年７月的一天下午，２０岁的邓波来到了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税务局，他刚从四川省税务学校毕业分配到此。局长薛洛见了他连声说道：“来了就好，来了就不要走了”。

　　经过５天汽车颠簸才到达石渠县城的邓波，隐约感受到这句话隐藏的“无奈”：

　　石渠，四川最偏远的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南边缘，距离省会成都１０００多公里；平均海拔４５００多米，县城海拔４２５０米，空气含氧量不及内地的一半；气候异常寒冷，常年平均气温零下１．６摄氏度……这片“生命禁区”不长树木、不生蔬菜，也留不住人，不论是从内地分配去的学生，还是招考的公务员，往往“一年住、两年跑、三年逃”。

　　邓波出生成长在山清水秀的四川蓬安县，上高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头疼、胸闷、失眠、流鼻血等高原反应不断向他袭来。更难受的是内心的孤独，雪域高原上的小县城精神生活贫乏，天一黑，他只好躺在床上，睁着双眼等天亮。在艰难的日子里，邓波曾经动摇过，也哭过，甚至想辞职不干了。

　　同事们亲人般的温暖留住了邓波的心。局里没有食堂，同事们挨家挨户请他吃“转转饭”。下乡的时候，领导和藏族干部宁肯自己少吃一口，也要让他吃饱、吃好……

　　工作上的崭露头角坚定了邓波扎根“生命禁区”的决心。上班不久，邓波就接到一项检查任务，查清一户企业偷漏税３万多元，使大家对他刮目相看。１９９４年推行税制改革，许多人都弄不懂，邓波通过短期培训和自学以后，连续半个多月为大家讲解新税制。

　　邓波说：“在内地，我这个中专生不算什么。但在石渠，大家把我当人才，我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生命禁区，别人能生存下去，我为什么不能！”１９９６年初，他给内地的同学回信说：“我已决心留在石渠了。也许我会少活几年，但只要我活得实在，活得有意义，我的生命就会延长。”

　　“一分一厘都是税，收多收少都是责”

　　石渠是典型的游牧经济区，全县国税收入近几年都在６０万元左右徘徊，在这小小的数字背后，饱含着邓波和同事们所付出的常人难以想像的艰辛。

　　石渠地域辽阔，面积达２．５万平方公里，税源零星分散在全县２３个乡镇，最近的离县城７０多公里，最远的３００多公里。除县城集中纳税外，其余均要靠乡镇巡回征收。巡回征收一年两次，每次少则半月，多则１个月，行程１５００公里。每次巡回征收，邓波和同事们都得自带帐篷和锅碗柴米，在雪域高原上风餐露宿。就连孩子出生的时候，邓波也在巡回征收的路上。

　　收税难，还难在石渠企业、个体工商户不仅数量少，纳税意识也比较淡薄，不少税务干部为收税挨过打、受过骂。１９９４年３月，邓波在收一个牛肉摊贩５０多元的税时，由于语言不通，双方争执起来，结果挨了一顿拳脚，直到几个藏族干部赶来解围，才收到这笔税款。

　　有人曾问邓波，你们吃了这么多苦，却收了那么一点税，有什么意义？邓波回答说：“国家把这么大一片土地上的税交给我们收，我们守土有责，一分一厘都是税，收多收少都是责！”

　　藏族人民的“冲各若里亚把”

　　藏民打洛只身一人从青海到石渠做生意。２００４年６月的一天，邓波发现打洛的铺面一整天都没开门，觉得不对劲，敲开门后才发现打洛病倒了，一天多没吃东西了。邓波赶紧买来方便面和药品，又急忙通知其家人前来照顾。临走时，这位藏族汉子挣扎着下床，拉住邓波的手，热泪直流……

　　在石渠县，许多藏族同胞都认识、熟悉邓波，称他为藏族人民的“冲各若里亚把”，无论是企业、个体工商户，还是同事，有了困难，都愿意找邓波，因为他们知道，邓波一定会伸出帮助的双手。

　　在县城摆地摊卖山货的藏族老阿妈泽仁卓玛，提起邓波就热泪盈眶：“我刚摆地摊时，一见到邓波，心就咚咚跳，害怕他来收税。邓波发现后，给我解释说‘你这种规模的摊子达不到增值税的起征点，是免征的’。”“如今，邓波的朋友、客人要买什么，他都会把他们带到我的地摊前，他看到我赚了钱比他自己赚了钱还高兴。”“邓波是我的汉族儿子，我是他的藏族妈妈！”

　　“四川省劳动模范”“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税务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面对获得的众多荣誉和肯定，邓波十分平静：“只要我的身体条件允许，我会继续扎根在雪域高原上，做生命禁区的‘冲各若里亚把’！”（黄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