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陵

　　面对物价上涨，百姓有更多期待。期待之一，就是“国家能出台相关政策，引导企业每年能根据CPI的变化情况同步上调员工工资”，实现工资与CPI联动，让工资跑赢CPI。（3月17日《人民日报》）

　　国家能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工资与CPI联动，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可以避免物价上涨造成的实际工资缩水，生活水平因此下降。然而，通过政策强制工资与CPI联动，说来容易做则难。

　　难点之一：工资与CPI联动可能加剧通货膨胀。工资与CPI联动，并不适宜于货币流通量大于商品流通量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因为，货币的流通量大于商品流通量，意味着市场流动性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增长工资，必然促使增加货币发行，增大市场流动性，反而加剧通货膨胀。而分析当前中国CPI的高位运行，扣除食品上涨因素，近70%的通货膨胀率也是由货币因素引起。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工资与CPI联动，带来的只能是物价和工资螺旋上升的恶性循环，这显然不是人们所期待的。

　　难点之二：工资与CPI联动可能削弱地区竞争力。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不是一回事。名义工资增长，并不意味实际工资增长。当名义工资增长幅度超过了通货膨胀率时，那就不但可能形成货币超供应，也意味着企业实际经营成本上升。由于通过政策推动工资与CPI联动，不同城市的政策不尽一致，这就极可能形成“你动我不动”的局面，在周边地区都没有同步实施调整的情况下，调整力度较大地区和城市的企业商务成本就必然普遍上升，地区和城市的竞争力就会因此遭到削弱。想来，没有那个地区和城市希望“联动”产生这样的结果。

　　难点之三：工资与CPI联动也不具可操作性。在“两会”上，有代表委员列举西方国家的例子来证明工资与CPI联动的必要。确乎，一些西方国家建立起企业工资与CPI联动的机制。比如日本，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企业劳资双方每年定期谈判一次工资增长问题，物价上涨幅度是其考虑的因素之一。但是，第一，西方国家企业工资“联动”是通过资方与工会的谈判来解决的，而中国的工会并不具有与资方对等谈判的地位；第二，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工资与CPI联动只能是要求，不能强制，即便在西方国家，绝大多数企业也并未实行，比如美国，享受“联动”的就业人员不足10%；第三，从道理上讲，工资与CPI联动当是双向的——当通货膨胀时，货币工资随价格上涨而上调，一旦物价水平回落或稳定，货币工资就理当随之下调。但在中国，工资有一个特点，即具有刚性——上调容易下调难，这客观上阻碍“联动”双向性，使“联动”的可行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