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孟蔚红/文

　　采访手记

　　（2008年6月8日 成都）

　　“这几天我完全没法看电视，我不能看见戴着红领巾的孩子倒卧在残垣瓦砾之中，也不能看见伤心欲绝的父母恸哭，就连听见温总理对孩子说话的声音都揪心难过，因此，我选择关电视，只从收音机、上网和身边的朋友那里了解救灾的进度，这样我才能强忍情绪，继续做我应该做的事。”这是金韵蓉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写的第一篇博客里的话，在这段话里，可以看得出金韵蓉在努力控制即将泛滥的情绪，竭力恢复自己作为一个心理学家的职业素养，继续做她该做的事情。

　　不久，金韵蓉来到了四川，是随全国妇联下面的中国青少年儿童基金会的邀请，参与主持人杨澜倡导的“母爱行动”计划。接着她又来了第二次，她说，还会有第三次，更多。其实在此前，金韵蓉早已离开儿童心理治疗这个领域，在近几年转入了艺术治疗，原因就是因为她无法面对儿童受到伤害的惨状。可这一次，当杨澜向她发出邀请时，已经成天和精油、芳香打交道的她，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加入了前往灾区的行列。虽然她知道，这次她要面对的，将是比以往更加惨烈的状况，但是，她义无反顾。

　　金韵蓉和普通志愿者不同的是，除热情和热血外，她带去的更多是职业的观察和体恤。去之前，她和《心理月刊》专家组成员施琪嘉、吴薇莉、徐凯文、卢勤及执行主编王珲6人去灾区探访，讨论并制定了一个行动原则，该原则也普遍适用于所有愿意付出关怀、爱心的社会各界大众。刚到灾区，因为不了解情况，人不免显得忐忑和急切，但她还是凭着职业的素养和敏感，没有选择灾难过后心理危机干预的常用方法，而是用游戏和绘画对儿童进行心理治疗。第二次到灾区，她更是观察到过度关注对孩子们心理产生的伤害，在都江堰一所帐篷学校，她提出不要再把孩子们组织起来搞活动了，让他们自己玩，去的人在旁边陪着就行了。“我愿用‘守候’这两个字来解释我的理解，我一直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疗伤程序，每个人都需要以自己的方式来哀悼巨大的失去，不容别人在旁指手画脚。我们能做的，是让他们明白有人在旁边安静地守候，随时准备好提供爱、关怀与协助，但不是自以为是地要他们照着我们的方式来！”

　　采访中，金韵蓉一再向我强调，“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这是我个人选择的方式”，温婉的语气中，透着清醒和坚持。

　　对话

　　台湾9·21大震后心理重建

　　记者（以下简称“记”）：台湾也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地区，9·21震后心理援助工作是怎样展开的呢？

　　金韵蓉（以下简称“金”）：台湾1999年9月21日地震后，灾区很快搭起了棚子，不断有精神科医生、心理医生支援。

　　记：之前是不是有很多研究呢？

　　金：对，台湾地区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多。

　　记：面临9·21大地震，台湾心理工作者是不是已经很有准备？

　　金：当然不能说面对灾难时你完全做好了准备，心理冲击在你没有面临时是无法想象的。理论上知道怎么做，可在面对时，人嘛，总会有一些情绪的反应，即便你是专业人士。心理援助在台湾地区启动蛮早，比方说我三十年前就投入这工作了。

　　记：那您参加9·21心理援助了吗？

　　金：没有，我1988年就离开台湾了，所以没有实际地参与9·21灾后心理重建工作，没有直接的经验。当然我会从网上、专业期刊上了解。

　　记：据说这样的援助到现在都没停止。

　　金：对，这么大的一项灾后心理重建，起码需要十年的时间，才能看见已经完全趋于稳定了。

　　同理和同情之间如何拿捏

　　记：您在博客上说头两天看到电视现场画面很受刺激，就关掉电视，从网上、朋友处得到消息。

　　金：没错，这是对我个人心理的干预，因为我们在面临一个受苦的人时，必须尽快选择好自己要站的位置，同理和同情之间，我们要拿捏好分际。举个例子，比如今天我有个病人正在受苦，像在一个很深的洞里，如果我跳进洞跟他一起难过，那我们两个都上不来了，但如果我具有专业心理素养的话，我同理但不能同情，我要站在洞口看他的情况，要知道该丢下什么样的绳子把他拉上来。所以当我感到受冲击时，我必须先调整一下自己。

　　记：是不是您职业本能要求您做出调整？

　　金：没错。我从灾区回来接受新浪采访，女记者很意外地说，好多人接受采访时都灰头土脸，想不到我还那么容光焕发。我说这很重要，必须保持自己untouchble（不被触动影响），不能在洞里。

　　记：这是一个职业心理学家应该有的素养。

　　金：对，但我不愿意说我做得最好，就是范本，这是我选择的方式。我记得很清楚，我从学校毕业到医院工作的第一个个案，一个可怜的女人，小时候被养父卖去当妓女。我帮她做心理治疗，两个人抱头痛哭。哭完后她离开了，我还被主任骂得又痛哭一次。主任说，如果她需要一个人抱头痛哭的话，她找邻居就可以了，干嘛找你？她来找我们，是想让我们用非常清楚的眼光去帮她。这个例子让我一生受教。我每次觉得我要被影响的时候，就会想起这个例子，想我该丢什么样的绳索给他。

　　记：这是个人情感和职业素养之间的差别。

　　金：对，这并不表示不关心不难过不同情，但我们必须懂得要站在什么样的专业角度才能够提供帮助。灾难已发生，已波及到几千万人，如果未受灾的人也跟着一起痛苦消沉的话，损害会更大。

　　记：但我感觉您是个很难做到不动感情的人。

　　金：没错，二十年前我之所以逃离，就是因为控制不了，太受影响。我最初做的是跟儿童有关的行为治疗，面对儿童时，我很难不被影响，所以我离开了，转做婚姻治疗，又发觉我很容易把别人婚姻里的问题带到我自己的婚姻里。是个特别不成熟的心理治疗师，所以我又逃离了，开始做艺术治疗。

　　启动他们的自我疗伤能力

　　记：可是这次您又回到了原来逃离的领域。

　　金：义无反顾。不可能有任何犹豫，这时候没有一个人有权利犹豫。岁月对一个人的磨砺很重要，我发现我已经能比较好地掌握自己的情绪了。

　　记：您说第一次来是怀着忐忑的心情。

　　金：对，我毕竟不是在这个地方出生长大的，从未遇到过这么多的孩子，尤其是在这么一个不正常的状态下，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记：您来了两次。

　　金：第一次是去了绵竹一个安置点，和华西医院，都是孩子，第二次是在六一前，去了绵竹和都江堰的两所小学，这次除了孩子，还给老师做了辅导。

　　记：两次看到的情形和感触能介绍一下吗？

　　金：不太一样。所有的人第一次进灾区，面对受灾民众，都会非常感性，会想怎么赶快让他们安定下来，给他们什么样的帮助，他们的情绪都是漂浮的。我是一个心理治疗师，会觉察到这种状况，能感觉到大家都恍恍惚惚。第二次就比较能安静理性地去看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看到一些第一次没看到的东西，会留意除了孩子外，另外一些需要帮助的群体，比方说老师，比方说我开始发现有些事情对孩子来说不一定是好事，比如过多的物质和关怀，尤其是物质。我希望爱心和关怀比较有节制，是长远的而不是一时的。

　　记：有哪些您印象深刻的案例吗？

　　金：博客上讲了两个案例，有个孩子，幸存的几个孩子之一，其他的都死了，他拒绝上课。我给他做单独的心理辅导，后来他还成了我的小老师。

　　记：您是怎么辅导的呢？

　　金：我用了一个拟人化的技巧，让他从感情的脑子进到理智的脑子里，我说电视机前有好多小朋友都是和他一样的状况，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问他应该怎么办，他就告诉大家该怎么做，说的过程，就是一个说服自己的过程。

　　记：您似乎没采取常用的“情景再现”方法。

　　金：情景再现是心理治疗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我总认为这要在很特殊的环境下使用，比方说让孩子在很舒适有控制的环境下，而不是在帐篷里，他触目可见的到处都还是断垣残壁，一切都还很不稳定，你让他情景再现，这是很难控制的情景，不知道会不会成为二度伤害，所以我没选择这样做。

　　记：您能大概描述您都是怎么工作的吗？

　　金：我用了一些最适合孩子用的方法，绘画，角色扮演，捏橡皮泥，游戏治疗。对儿童来讲游戏治疗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它不会觉得被侵犯。

　　记：在游戏过程中，孩子心理会有什么变化呢？

　　金：他会寻找一个认同的东西，用角色扮演来说服自己。每个人都有自我疗伤的能力，我们必须启动这一能力，如果开始就让他觉得他可以依赖我，我可以帮他治疗，他的自我疗伤能力没有发挥出来，那他需要很长的时间。

　　记：第二次去的时候您还给老师做了心理辅导？

　　金：老师容易被忽略，其实他也失去了家人，失去了房子，遭受了惊吓，但他辛苦的是还要承担孩子以及孩子家长情绪的责任。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小时候总觉得老师是不得了的一个人？我一年级的时候上洗手间遇见老师，当时觉得天好像崩了，老师应该是神，是不需要上洗手间的。在那些穷乡僻壤，老师压力非常大。几个老师跟我说，发帐篷、发水的时候，他永远是站在最后的那个人。

　　灾后坚定快乐生活的信念

　　记：您在第二次回来后提出面对受灾群众“守候”是最好的态度，都怕提心理干预这个词了。

　　金：我会这么觉得。即便是个孩子，每个人都有自己哀悼的方式，一定要尊重他，而不是强迫他做一些事情。这是我的方法。

　　记：您还提出能有一个长期完善的辅导计划。

　　金：我觉得每个人首先得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有限，不要试图去做所有的事情，我希望有些机构，比方中国志愿者协会，中国青少年儿童基金会，诸如此类，有经验的人必须选定一个目标，比方说我参与杨澜的计划，完全针对孤儿的。不要认为我可以照顾所有的人，最后所有的人都没有被照顾好。

　　记：您从心理学家的角度来看，经历这场灾难后，人与人的关系，人们对待生活、生命的态度会有很大改变吗？

　　金：会有一些改变，我们会做一些修正，会释怀一些事情，会愿意放手，但不会有戏剧性的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养成积累不是一朝一夕的，当然也会有一些人遭此大变故，人生观会有180度的转变。

　　记：对您个人而言呢？

　　金：我会调整一些方向，我正在写一本书，叫《快乐生活家》，地震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可笑，还要写吗？还要快乐生活吗？会不会很突兀荒唐？前天我又开始写了，重新写了一篇序，why not？为什么不能快乐生活？灾难后，我们更需要找到快乐生活的方向，必须活在当下，乐在当下。已经发生的事情是没办法改变的，未来会发生什么谁都不知道，唯一能掌握的只有当下，要享受此时此刻，把此时此刻变成是有意义的。灾难更坚定了我对这个信念的认识。

　　金韵蓉的“十不要五要”

　　不要做：

　　1、不要欺骗（如孩子父母已经双亡，还继续骗他）；2、不要承诺他你做不到的事（我一定帮你找到你的父母）；3、不要强迫他回忆或说话（不要说“没有关系，你说啊”）；4、不要粗暴地“干预”他的情绪，如“不要哭了”“要勇敢”“哭吧！”等；5、不要表现出他很可怜，需要被同情；6、不要试图取代他的父母，不说“没关系，我们都爱你”，会让孩子觉得自己背叛了父母；7、不要过度给予，有可能造成依赖、迁怒或感觉被施舍；8、不要以为自己是救世主，让他先找到康复的方法，启动每个人自我疗伤的能力；9、不要造成他们的内疚（不要说“你已经很幸运啦！”“你已经比别人好多了！”；10、不要对他所经历过的事情充满好奇，这是二度伤害。

　　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