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王旭明，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北京人，当过７年多的语文老师；做了７年记者，直至总编室主任；１９９８年，进入教育部担任了５年的教育部办公厅新闻处处长；２００３年４月，他始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

　　旁白

　　早春，一个依然寒冷的天气，在位于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的国家教育部，王旭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３个多小时的采访中，王旭明办公室的电话始终响个不停，这并不影响他有耐心地回答每个提问，不管挑不挑刺，始终彬彬有礼。

　　光看外表，他是注重仪表、方方正正的大男人，一身玄色中山装，发型一丝不苟，谈话时附加了丰富的手势与强烈的感染力。

　　但似乎有一些求变的细节潜伏在他的身上，刺破他看似传统的外壳，比如，用周杰伦的《菊花台》作手机铃声；还有，接朋友电话时，他高兴地蹦出一句费翔的《故乡的云》，“归来吧，归来吧……”声音洪亮，唱腔不错，热情洋溢。

　　王旭明的办公室内，各种书报杂乱堆积，堂皇地占据了本不宽敞的空间；书柜上几只大小不同的旅行箱包肩负着主人远近出行的使命；地板上的那张“助学政策我成才”宣传板，红、黄、黑三色，很跳，“是啊，宣传国家资助困难学生政策时，我就把它扛在肩上，多醒目！”高个子的王旭明神采飞扬。

　　王旭明语录一二三

　　名校生养猪媒体不必哗然！有科学知识的人去养猪，会在养猪的领域创造新的奇迹，而不是单纯的重复劳动，简单性的劳动。

　　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现在很多人不考虑自己实力如何，都想让孩子往好学校里挤，这是非理性的，也是形成“上学贵”观念重要来由之一。

　　大学生回炉读中专，这样的大学生非常明智，我对他们表示敬意。

　　对话

　　1、我的百场新闻发布会从未照本宣科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如何看待公众对你的关注？

　　王旭明（以下简称王）：现在经济发展了、温饱问题解决了，人们开始渴望接受良好教育。我觉得这样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人们对教育的不满也完全可以理解。说穿了，与其说是对我的关注，更多的是对中国教育的关注。每每想到这里，我觉得我做的工作很崇高，也很欣慰。

　　记：也有人说你是替教育部背了“黑锅”。

　　王：新闻发言人就是所供职部门的代言人，不存在背“黑锅”“红锅”。

　　记：对一些谩骂或非议，你内心感受如何？

　　王：我心态很好。从我第一次正式发言，到现在５年，我对网友或听众的反馈非常在意。刚开始心态不很平和，到现在不管怎样的议论，我完全以平和心态接受。赞美的，我高兴；对各种负面、否定的东西，我现在已习惯接受并分析。我国网上筛选制度很严，但我就奇怪，怎么一些低级、下流、谩骂、污辱性的语言能长期在网络存在？对我个人造成伤害倒没什么，但对公众影响恶劣，我盼望网络语言更文明。反对不怕，但不能谩骂；否定不怕，但要文明。

　　记：你提出“教育买衣论”后，有人说你是“权贵代言人”。你是否认为当初表态过于武断？

　　王：这样的概括是不准确的。抛开其失真的一面不说，这里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有文章说，“王旭明有越位之嫌”，这位论者认为新闻发言人就是传达政府政策。如果从“传声筒”意义上说，我是越位了；但我认为一个合格的新闻发言人不是“传声筒”。我从做新闻发言人的第一天开始，就用１６字作为自己的追求，我认为新闻发言人的职责是“传达政策，提升理念，引发深刻，丰富情感”。

　　我觉得这５年来我没传达错，我的１００多场新闻发布会没一场是照本宣科式的。当前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想激烈碰撞，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新闻发言人、文化传播者，有责任把一种先进理念及时、有效、全面、深刻地表达给公众，引发大众的观念转变。

　　新闻发言人的手段和办法绝不仅是新闻发布会，现在新闻发布会只占我工作的３０％左右，更大量的工作在撰写文章、接受采访、组织活动……５年来我大概组织了近百个记者采访团到全国各地，基本上周六、周日我没休息过。

　　只有下去，和老师、学生、教育行政部门官员接触，才能切实感受到教育部制定的政策到底有怎样的影响，大量鲜活、生动的事例引发我更深层思考，在新闻发布会上我才能适时信手拈来。

　　2、我是在钢丝绳上跳舞

　　记：譬如网上有人说你是“清醒的冷漠”“自我膨胀”……对类似负面评价你如何看？

　　王：这样的评价我都看过，还有更火辣的，比方说“见过脸皮厚的，没见过像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脸皮这么厚的”，点名道姓。如果狂妄点说，世界上任何大师，在他们工作阶段，甚至在他们生前，都遭到非议。我当然不能跟这些大师媲美，我做的是很微小的工作，但我深深感到我做的这件事的重要性和我所追求的这１６字对我人生价值的体现，是我内心的追求，没有什么力量比自己内心追求更强大的。

　　记：要你“下课”的声音有很多次，你有压力吗？

　　王：也有。比如某本著名杂志说，“王旭明这样的人还能当新闻发言人，我们要追究的不是王旭明的责任，是要追究王旭明所在单位人事部门的责任”。这说得很恐怖了！

　　这样的压力是有形的，有很多压力是无形的，还不包括这个工作本身的压力，比方，说什么都行、怎么说也行，但你不能说错。人不是机器，尤其我这样的说法。我说新闻发布工作如果不照本宣科、是自己解读式的，就是在钢丝绳上跳舞。

　　记：对一些批评，你并非一味沉默，而是主动还击，原因何在？

　　王： 网上和各种媒体抨击“王旭明到处散布‘媒体无知论’”……各种谩骂都来了。你们不能断我的一个章，媒体有概括权，我也有反驳权。有人说我“教训媒体”，我不是教训，我认为新闻发布会是我的一个台子，我当然要利用这个台子宣传我的主张。

　　记：你认为媒体应该是“应声筒”吗？

　　王：不是。我在很多场合说过，我希望媒体批评，比如我最大的遗憾是对国家资助困难学生政策在贯彻、执行中不好的地方，监督、批评得不够。我允许表扬，也允许批评，我不允许冷漠。现在恰恰媒体对这项大的政策就表现冷漠。

　　3、我没受过部里的“严厉批评”

　　记：教育部内部对你的做法有争议吗？

　　王：我的领导、同行、同事都给予了我强有力的支持，领导继续让你干这个工作，５年了，在非议中，我仍在做这个工作，这就是一种支持。

　　记：据说教育部部长周济每次都要将你主持的新闻发布会实录过一遍。

　　王：是的，周济部长对新闻发布会工作很重视，从头看到尾，甚至不断提醒我：这个地方该怎么说、那个地方转折时该注意……指导很细。批评也有，但“严厉批评”还没有。

　　记：你主持的新闻发布会常请一些教育部司局级官员做客，他们是否适应面对记者？

　　王：有个过程。经过连续３年专门培训，教育部司局长们现在基本都能适应新闻发布制度的要求。部长们没有（培训过），但现在越来越愿意面对记者。新闻发布会里我更多的是搭台，背后是大量沟通、组织、策划、协调工作，比方某位司局长不愿出来，我要千方百计地请他来讲，有成功的，但还有大量的仍不愿讲，“钉子户”也有。

　　我感到我们党和政府制定了很多好政策，但还有相当多的好政策没有或有待通过媒体给老百姓说足、说透、说好。这方面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

　　记：教育部做新闻发布工作的人手够吗？

　　王：不够。但在现行体制下，我不好再有什么要求。我们现在新闻办正式工作人员４位、借调４位，就８位，再加上我。据说美国一个州长就有新闻发言人和副新闻发言人，一个州的教育部门也专门有十几个人服务新闻发言人，我们当然不好比。

　　记：你认为中国的新闻发言人是官吗？

　　王：我认为新闻发言人是种特殊的官。所谓职业化的新闻发言人，就是给新闻发言人提供制度保证，包括其职责、地位、条件保障等。最简单地说，新闻发言人可能得多几套服装。

　　现在我享受这间办公室，不是因为我是新闻发言人，是因为我是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我国新闻发言人享受的是他同级别的待遇。我希望我国的新闻发言人走职业化道路，希望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制度化保障方面更健全。

　　记：你认为中外的新闻发言人区别何在？

　　王：一是国外的新闻发言人绝大部分有媒体经验，另外更职业化。美国最高级的会议有４人可以参加，总统、国务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可以在最重要的会议上一言不发，但最重要的会议上不能没有他。我们更多的是行政级别，这个新闻发言人到了这个级别才能参加某些会、享受某些待遇等。

　　4、“无可奉告”是非职业化的表现

　　记：有人评价新闻发言人可能被异化为逃避公众监督的工具，你如何看？

　　王：这涉及新闻发言人的业务问题。新闻发言人应该走职业化道路。现在我们的新闻发言人是官员提拔式，不是职业化。说“无可奉告”或逃避都是非职业化表现。职业化的新闻发言人不应成为逃避公众监督的盾牌。

　　记：你本人是否对记者说过“无可奉告”？

　　王：目前我还没说过，但我随时做好准备，“无可奉告”是最后一道防线。新闻发言人一定要代表所供职部门的利益。

　　记：如遇到无法回答的问题，你如何应对？

　　王：有两类：一种是我确实不知道，我会很坦率地说，“这个问题目前我还没有了解，但我会及时了解，把有关情况转告你”；另一种是我知道，确实不能说，我有底线的，比方某项政策研究没成熟、或只限于内部运转、或时机不成熟等，我会非常委婉地说，“这项工作正在研究中，一旦有研究成果我会及时向你报告”，这就很宽泛了。

　　记：你喜欢怎样的记者？

　　王：我特别喜欢尖锐的记者，比较起来，国外记者更单刀直入；国内记者喜欢把问题裹杂在陈述中。我最怕的是这样的，“请问，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记：记者向你询问负面新闻，你如何看？

　　王：职业化新闻发言人有答问技巧，当然不是有问必答、实话实说，哪些实话可以实说、哪些可以虚说、哪些可以不说，首先要有底；怎么实说、虚说、不说，又有大学问……所以新闻发言人需要培训，更要有人生历练。

　　记：你如何跟记者打交道？

　　王：有很多媒体朋友不打不成交。比方“上学买衣论”是我在底下和记者谈的，意思也非网上所传，他概括了，这就不合适；发表时说是我答人大代表质询，根本不是。但这个对我有所伤害的记者，后来我看了他一篇报道说，安徽有４个学生涉嫌杀人案被冤枉入狱，关了４０多天后放出来，受到巨大打击……他说，我们对涉及孩子的事应慎重。我很感动，主动给他打电话，我们不计前嫌，重新成为朋友。这样的事很多。

　　5、压力大我就去卡拉OK厅嚎

　　记：你平时的状态是怎样的？

　　王：我的主业是学习政策、了解媒体，这在我的生活中是主要部分；各报的教育报道，我必看；思辨性及知识性强的文章是我的首选。

　　新闻发言人应有培养自己情趣的手段。我喜欢话剧，各种音乐表演、交响乐会。如果问我最烦的事是什么？饭局。做新闻发言人，体力要有一定支撑。我在单位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１０个小时，而且基本无周末；１００场新闻发布会我基本都是站着，一站就两小时……这可能得益于我每周至少游一两次泳，还打乒乓球、羽毛球。我不打网球，太奢侈。有条件的话，还能跳个普通交谊舞。

　　我也特别喜欢去卡拉ＯＫ，是种放松。周杰伦唱了《菊花台》后，我就喜欢这首歌。我喜欢的歌是伤感、抒情的，比方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很男人。有时我跟人去唱，特别烦时、压力特别大时，我自己一个人到ＯＫ厅唱两小时，去嚎，嚎到动情处，自己又哭又乐的，减压法。我这还不伤别人耳朵。这些对做好新闻发言人都是补充。（大笑）

　　记：你自认性格中有何缺憾之处？

　　王：脆弱，尤其是心灵的脆弱。我是学中文的，喜欢舞文弄墨，写诗，“感时花溅泪”。外在和内在很不一样，可能是个弱点。我在努力克服。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是情绪性，这不好，是不成熟的表现，也应该克服。

　　记：退休后你想做什么？

　　王：这个问题问得早了些，但是肯定要充分享受人生。我向吴仪学习，她在国际商会上说“希望你们忘记我”。我觉得这是人生至高境界，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但每个人都可以追求的。

　　《新民周刊》供稿